今日谈及民国进入党国的知识分子，略思之下，以为至少有三种，一种为沈从文等，因家庭原因不得不留存大陆，一种为陈寅恪等，因文化守望故留在大陆，另一种则是章伯均辈，除个人政治野心之外，尚有为国家再尽力之心。
沈从文本身命运多蹇，如非胡适先生惜才，恐怕毕生都在穷困中度过。第一次上课就极不成功，沉默许久，最后紧张之下，十几分钟讲完备课，就再无话说，只得在黑板上写道：第一次上课，见你们人多，我怕了。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也讲到，国学大师刘文典在抗战中避空袭警报，奔跑路途见到沈从文，勃然大怒，厉声说：我跑防空洞，是为《庄子》跑，我死了就没人讲《庄子》了，你凭什么跑？可见沈从来性格从来有柔弱的地方，缺乏攻击性，在日常的处境未必是好的。
建国之后，沈从文因第三条道路问题，再次被晾在一边，他不知道党国会怎样处置他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因之几度几乎精神崩溃。他因之留在大陆的家庭也颇破碎，后来张允和在《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》中写自己的三姐夫，甚是可怜：
有一次，我进城到东堂子胡同看望沈二哥。那是1969年初冬，他一人生活，怪可怜的。屋予里乱得吓人，简直无处下脚。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、椅子上、床上……到处灰蒙蒙的。我问他：“沈二哥，为什么这样乱?”他说：“我就要下放啦!我在理东西。”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，他站在床边，我也找不到一张可坐的椅子，只得站在桌子边。我说：“下放!?我能帮忙?”沈二哥摇摇头。我想既帮不了忙，我就回身想走。沈二哥说：“莫走，二姐，你看！”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，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，“这是三姐(他也尊称我三妹为‘三姐’)给我的第一封信。”他把信举起来，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。我说，“我能看看吗?”沈二哥把信放下来。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，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，并没有给我，又把信塞在口袋里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。我想，我真傻，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，我正望着他好笑。忽然沈二哥说：“三姐的第一封信——第一封。”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，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。我站在那儿倒有点手足无措了。我悄悄地走了，让他沉浸、陶醉在那春天的“甜涩”中吧!
陈寅恪留在大陆传闻较多，陶杰认为陈是因为对大陆政权有幻想，所以才留下来。但根据后来学人对他的回忆，陈在二十世纪初就读过《资本论》，是最早研读资本论原文的人之一。梁任公赴欧一载，以往对共产主义的幻想即已破灭，何况陈寅恪这样对政治本无兴趣的独立学人？他对王国维先生的碑文，可知他毕生追求乃在自由之思想，独立之精神。政治对任公可能是经国之大事，但对陈来讲，相对文化沦亡不过是微风而已，余英时先生在回忆陈寅恪先生的文章中，怀疑他留在大陆不过出于文化故国之愿，希望于此陆共沉亡。陈留在大陆，果然一以继往的坚持自己的学术道路和思想，党国希望他去社科院，他颇不客气的说去可以，但不要要求他信奉马列，也不可能可以去讲，他的碑文写尽他的思想，别无多言。后来在大陆的处境虽然越来越差，但也未曾听说陈寅恪有激烈的情绪。想来这一切早就了然于胸了吧。吾诗已成，自当不灭，尔等当朽，亦是必然。
当年看章诒和书时，说起章辈知识分子，有大悲哀。但一个朋友却不以为然，说他们沦落如此，实属活该，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已。后来看萧公权先生回忆录，说起这一批人，也是一样的观点，说他们为个人的政治利益，不惜投靠，最后落得个凄惨下场，那是意料之中。现在想来，章辈希图政治权力的目的可能是确有的野心，毛自然不会允许他们对其政权进行破坏，所以对他们的整治不但是轻罚的，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极为仁慈。但其实民国一代知识分子组党干预国事是一个很大的传统，自清末康梁开始，就未曾停息。他们一向都有幻想，希望借助当权者的力量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，这是无可厚非的。何况在联合政府中，民主党派占据三分之一强，可以说当时实力超过我党，何况章伯均辈手中尚有军队在握。建国之后毛也不得不照顾当年的誓言，在首届政府中多出安置民主党派。只不过时代不同，而掌权者却心思未变，其理想失败当然是必然的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