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师群先生说自己被告密的时候，让我想起似乎是两年前也曾发生的一次沸沸扬扬的告密事情，但是那次被告密者把事情原委讲的很清楚，让双方都无可躲藏，所以讨论起来比较能见到真实，无论怎样，那是比较诚实的做法。但是这位杨先生没有，不过是在博客上进行指控罢了。他认为自己不过在教授古代汉语的时候联系当今批评政府而已，因此被人诬告真是冤枉至极。但不知这位先生是怎样联系当今批评政府的呢？讲古代汉语都能够做到这一点，还是十分不容易的，这应该需要极强的思维能力才能做到。何况把告密一词扣在别人头上的行为和告密者其实没什么区别，只不过一个是向公安机关举报，一个是向想象中的大众指控而已，两种行为说不上哪个更恶劣一些。
杨先生如果敢于在课堂上批评政府，相信不在乎把这些言论放到公众面前，因为课堂上的宣讲也是公开场合，杨先生应该不会把课堂当成自家花园的了。在现在这个杨教授所说的“民主自由的二十一世纪中国”，那么请杨先生把自己的言论公开一下如何？既然是公开的言论，也并非是见不得光的事情，就谈不上什么告密了，因为它本身绝非什么秘密的事情么。那么举报人既然敢于举报，对于公开出来指证也是应该，如果杨先生觉得他们诬告并损害了个人名誉，可以对其进行起诉维护自己合法的公民利益，与其对薄公堂，对于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智识群体的杨先生来讲，这一点应该不用启蒙了吧？如果杨先生对于中国的公检法不那么信任，那请你原谅你口中的告密者，因为你和他们一样也是告密者，也不敢在阳光下说出实情，也不敢对真相进行验证，你所说的一切控诉不过是来源于同一根源的压力下的告密，只不过是告密的对象不同罢了。
对于在课堂上肆意宣讲自己政治倾向的老师我觉得他极其不合格，这和言论自由毫无关系。王小波曾说他最怕那些知道是非的人，而在自己课堂上以学术公器之名宣讲自己的政治倾向，宣讲自己的政治是非观，也足以让人反感。传道授业解惑，传播的那是探究真理的道路，而不是答案，你把自己的政治答案大声宣讲出来，对那些正在接受知识的年轻人洗脑，和独裁者有什么分别？要知道，你占据讲台，和他们不是对等的交流者，如果是对等的交流者，这样的宣讲方式相信古代汉语早就没法教下去了。教他们分辨是非，而不是教他们什么是是非，这是一件很自然能够明白的道理，但是杨教授似乎一直没有搞清楚。而且杨教授不太清楚的事还有，即使是在民主自由的时代里，公民仍然具有举报的权利和自由，比如对恐怖分子的举报就是这样，他们有能力判断什么是危害社会违背法律的事情，至于法律是否合理，那是另外一件事了。
我衷心希望杨教授教好自己的书，尤其是在讲授古代汉语。从杨教授的简历来看，还是主要研究法制史的，这样的行为就更让人感到惊奇和诧异了。真不知道他的法制史是如何讲的？
下面再贴一下两年前的一篇旧文。
告密学生需要承担的重量
自从卢老师被停课以后，国内舆论一边倒，而后又有人在网络上恶意造谣，说卢老师是什么分子。了不起，我看事情正在起变化。比如说退党事，有什么不可以？难道公民不能选择自己的信仰么？而到最后，以公然造谣的方式来对一个人进行诬蔑，可见黑暗中的势力是怎样的恐惧一个坦荡的做事。借用林昭的一句话，就是“你敢不敢站出来，让我看看你是谁？”事情发展简直戏剧性超强，紧跟着卢老师的三句话就出来了，在不知道是否是那个告密学生的情况下，公然对一个可能存在的事情进行判断，他说，“我不愿（也不该）将美好而温暖的私人交流擅自转换为在公共平台上嚼舌的内容。它们，对于我，不是公共话题。你懂吗？”又说，“你，我的学生之一，我想说，我在课堂上的全部努力，是希望你在一个荒谬的世间逐渐做一个精神健全的人。如果你是02届的，你很快就将步入社会”。事实是，在强大的网络压力之下，当卢老师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那告密的学生肯定也已经看到，你作为一个教师，能想象的到他的心理压力么？我倒转过来问一句，兄弟们，究竟谁是受害者？
我对告密二字非常不赞同，老实说，如果这个学生，就真的像卢老师所暗指的那样，是拿着钱的，那么时刻报告所看到的情况就是他的职责所在，而他所告知的恰恰就是真实的，难道我们的卢老师是在做偷偷摸摸的事情么？是秘密的么？倘若那是公开的，就没有“密”可言，那又何来“告密”呢？在这件事情上，根本上那个荒谬就不是卢老师造成，也不是那个学生，可惜我们的舆论公然以正义的面目赞颂着卢老师的凛然大义，而控诉着学生的无耻行径，学者徐友渔还说，牛虻 “汇报是无心和天真，我不信现在的告发也出于无心和天真”。那是出于什么呢？这种无证栽赃的话亏这位学者能够说的出来，我认为，如果真的有勇气，请把枪口调转，想一想究竟是谁在造就这无心和天真吧，而这位可能也不可能出于无知和天真的学生，请你们放过。就在今天这件事的发生上，我突然想到当年向蔡元培公然挑衅的学生，那个被当作替罪羊开除出校的无辜。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，那是谁造成的呢？有什么比一个人的一生更值得珍稀的事情，发生在此刻北大高校的精英身上了呢？我不知道，我想，只有周氏兄弟表现出了伟大的愤怒，他们真正知道卑微者的爱是怎样发生的，也知道怎样爱护卑微者最后的灵魂。
也许，我们不能漏掉每一个人。我清楚的记得，在哈维尔成为捷克总统的时候，他是如何对待那些在共产社会告密的人的，我们要愤怒，要控诉，也要原谅。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学生，需要弄清真相，真正的直达事实，而解决问题不是职责，而是爱。我们应该指责的乃是真正的凶手。在其中，他们都是受害者。
